同时，因为企业正用现金去填补支付缺口，而非用于投资，贷款刺激经济增长的效果减弱。

其次，由于国有企业缺乏产权激励机制，无论是作为金融投资者还是作为金融消费者都难以成为理性市场主体，加以国有企业背后渗透着公权力因素，从而容易腐蚀金融企业及金融监管机构等。中国的金融风险主要不是来自金融市场本身，而是源于金融体制限制并异化了金融市场的发展。

因此，中国金融监管的当务之急是加快体制性变革，消除影响包括金融市场在内的所有市场机制健康发展的不利因素，加快完成美国等西方国家早已完成的市场暨法治化道路，实现理性和高层次的金融暨经济自由化，并以此为基础实现国家的宏观调控和微观规制。再次，2009年6月17日，奥巴马政府公布了《金融监管改革：新基础》（FinancialRegulatory Reform—A New Foundation：Rebuilding FinancialSupervision and Regulation，以下简称FRR），由此开始了美国自1932 年以来最大规模的金融监管改革。[④]近年来，尤其金融危机以来，一直存在着国退民进和国进民退的之争。同时，金融监管存在着监管主体被监管的问题。相应的，金融监管机构的设置既有统一的金融监管机构，比如英国、德国、加拿大、日本等。

[3]绝不能因金融危机的发生而否定或怀疑市场机制的基础性作用，万万不能通过否定市场经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以损害、消灭市场机制的方式来解决市场经济的问题。殊不知美国却是世界上金融监管制度最为健全的国家之一。但是利率市场化以后，居民行为也发生变化，他觉得存款不划算，然后银行为了留住客户就发理财产品，这就是影子银行问题。

一半财一半政，这不光是一个财的问题，首先是一个政的问题。所以，今年十八届三中全会也就特别重要，也特别值得期待。也就是说企业实现了销售，没有实现销售收入。从当时的改革目标设计来说，94年的财政改革已超额完成任务，是财政收入已超过GDP增长速度，另外中央财政增长也超过地方财政，中央财政基本占大头。

看刚刚过去的钱荒，为我们上演了一段金融惊险大片：当今M2如此之高的情况下，中国为什么会出现钱荒？难道真的是货币空转，债务危机要来了？正巧7月5日，中国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应邀赴台就人民币国际化问题进行学术交流前，在广州的天河中信大厦，接受了我们的采访。第二中国到处在运东西，最重要的就是铁路货运，铁路运量能反映出经济好不好。

人物档案曹远征，经济学博士，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是国家特殊津贴获得者，曾任国家体改研究所常务副所长，现任中国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兼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导师，美国南加州大学客座教授，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副秘书长等，著名经济学家论坛中国经济50人论坛成员。其实真正的原因已经看出来，在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4万亿加上各地投资，它的经济增长速度维持在9%左右。但在1994年，我们还没有条件做这个事，当时中央政府没钱，处于财政困难时期。有些事是中央的事，你比如说社保，你不能说因为你是广东人就比我青海、贵州人拿的退休工资高，这是不公平的。

还有就是妇女参与率在下降，经历过一个生育高峰以后年轻女性都开始生孩子了，她一看雇个保姆的钱跟我的工资都差不了多少，宁可回家我也不雇保姆了，所以参与率在下降。这就形成了另外一个预算，叫地方基金预算，作为补充，也有人把这称之为税外经济。这意味着中国改革后市场化程度大大提高，利率市场化大大提高。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已经不可持续了，这也意味着财政体制改革已刻不容缓了。

恐慌因素增加，央行一出来引导，恐慌就消除了。从另一方面来看，这期间产业升级指数最快，那只有一个解释，就是你重化工业单位GDP需要资金更多，就像你修高铁比修铁路要贵得多，但是高铁产生的效率并不是对铁路是成倍同比例上升的。

但中国产业结构转型转得很快，服务业起来以后，服务业用电量大大下降了。错配问题又跟影子银行连在一起，最重要错配在两个方向：一个是地方融资平台，第二个是房地产。

其实，世界上任何一个经济体在高速增长、基数扩大了之后，都不能永远维持两位数的增长，所以中国能不能、应不应该再用政策工具把增速推到两位数以上？或者换句话，你想推能不能推起来？日本是1973年告别了两位数增长，韩国是1998年，中国现在到了类似于日本的1973年和韩国的1998年。现在连总理也不看GDP了《经济导报》：最近有媒体在炒作一个概念，叫克强指数，你怎么看克强指数？曹远征：这是媒体强加的一个概念。比如信托，地方融资平台，它们都嫁接到银行上。这表明在结构上发生了变化，单位GDP对资金的需求更大。所以，越是发达国家GDP增速越低，就是这个原因。第三，银行链条拉长肯定是有一些损耗，是成本上升了，但是包括影子银行的钱最终75%进入了实体。

这反映出两国金融结构的差异，中国的金融结构是间接融资，银行占比比较大，所以M2占GDP的比重比较大，如果你这个市场是以资本市场直接融资为主，它一定是M3的占比比较高。那么，这次流动性紧张最根本的背景原因其实是整个流通速度在减缓。

但相对增速下降，就业却没出什么问题。怎么改？现在很多媒体报导很正确但也很错误，正确是它强调是支出跟财力相互匹配，错误是它想补充地方政府的财力。

只不过房地产这个实体经济是你限制发展的实体经济，但是它确实是个实体经济，钱是到那儿去了。从货币观测指标上讲这个M2的比率不一定很准确地描述事实，究竟这个比例高还是比例低，以现在的情况尚难判断。

中国如果改为直接税，各方面社会条件不具备，征收成本非常高，只能维持间接税的税收体系。通过这件事，说明金融领域流动性风险需要高度关注，但真要防止流动性风险，稳定金融，还需要一些合适的工具，才能对流动性风险进行有效管理。通常说隔夜这件事在货币市场中就是一天的事儿，这个时候是要公开市场操作。你不可以说它空运转，它进入房地产，变成房子了，好不好是另外一个问题。

今天的城镇化制度安排，已经远不仅仅是经济体制改革，还关系到社会、政治各个方方面面。尽管从外部看这次有点像金融危机的那种紧张，但实际上钱荒应定义为钱慌。

中国的制度供应没有跟上经济发展。这两个因素是临时性因素，与金融监管有关。

财政体制改革可能会是下一轮改革周期。李克强总理2007年在辽宁省任职时曾经说，他看宏观经济，就看三个东西：第一是发电量，第二是铁路货运量，第三是贷款发放量。

什么叫财政？一半财一半政，就是事权一定要跟财权相匹配。所以，财税改革的目标很有限，就是提高两个比重：提高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提高中央财政占整个财政收入的比重。我们说流动性紧张的出现，有三个因素：第一个因素是宏观因素，因为经济下行，特别是出口不太好，外汇占款少了，就意味着流动性会偏低。作为理论工作者，我参与了1994年的财税改革，还有楼继伟，当时我们就知道，这只是半拉子体制，同样决策要走出这一步的人也知道这场改革还需要走第二步。

因为每到季末流动性就会偏低，到6月份就会尤其偏低，因为这时候银行要冲业绩、还有半年考核、理财产品到期，企业要分红派息，还要交税等等。只不过我们过去不适应这个事儿，过去因为没有这个市场利率，这个利率市场化即是一个自由化的过程。

相当一部分进入房地产，所以现在房地产根本不缺钱，房地产自有资金达到了77%，所以这两天北京和上海同一天出现两个地王。但任务完成了，目标实现了，缺陷也很大。

去年第一次出现服务业增长速度超过工业制造业。这三个都是硬数据，发电量，一般是用多少发多少，作不了假，那就能说明经济运行真实情况。